据《周礼》载：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41]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20]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264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82] 参见刘耘华：孙璋《性理真诠》对‘太极的解释，《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3期，2007年6月。《通书·道第六》也是强调圣人的教化作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苏轼就曾编排有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的道统谱系。陈亮则认为，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禁暴戢乱，爱人利物，无一不念在斯民。……自孟子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
周敦颐的太极图，据黄宗炎《图学辨惑》，就是源于著名高道陈抟的炼丹图。[66] 余英时这里的正统性问题转换为道统与政统的关系问题，并主要从二者的对立而非统一关系演绎发挥。如果说三十五岁编成的《困学恐闻》是朱子对自己出入释老者十余年的自我反思，[14]那么，翌年所撰之《杂学辨》则是斥当代诸儒杂于佛老（四库馆臣语）的系统批判。
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终其业……《中庸》之书，要当以是为主。[30] 性之静也而不能不动，情之动也而必有节焉，是则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贯彻，而体用未尝相离也。注意，周子处由圣人所立之人极，就此而被内化于心。按照早期儒家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易传》）、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尧舜性者也（《孟子·尽心下》）以及自诚明谓之性（《中庸》）的诸说法，圣人应该与惟危的人心没有关系，[73]因此允执厥中原意应该是指对于民众的治理而为言，即是一种治民之术。
[62]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至于写出《皇王大纪论》主张恢复井田的胡宏，政治上毫无影响。
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至于圣、凡之别，则在于圣人得其秀之秀者即禀有更高的心智，因而能全动静之德。清楚说出朱子对二帝三王的理解：治以道为基础，道以心为基础。他当机立断将《太极图说》置于《通书》之前，宣布：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
[70] 《陈亮集》第303页。正心术或许与格君心之是非存在一定意义交集，但区别也是明显的，朱子是把正心术的正心诚意作为帝王之学提供给孝宗的，用作佛老虚无寂灭之教的替代品或解药。[4]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附论一：抽离、回转与内圣外王——答刘述先先生。见滕珙《经济文衡》续集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最后，都区分心与性，以性与某种本体勾连，对心则主要作功能性理解。参见笔者胡宏思想的逻辑与意义——从朱子对《知言》的批评说起，《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他指出，尧舜禹汤的道统经孔孟程朱而传之于南（南宋），而朱子没，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许衡为忽必烈任命的国子祭酒）。[52] 参见苗圃：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版本与内容修订的考察，《朱子学刊》第二十九集。
在各种反佛的声浪中，朱子决定与佛老正面对抗，就不得不聚焦于个体视角下的心性论，也就不得不以别子的身份另端别起开山立宗。因为不仅朱子自己早年醉心佛老，同时，点拨他逃佛归儒的延平先生李侗自己所属之道南学派其工夫论亦深受禅宗影响。至于未发为性，已发为心本身，倒未必成为重点。[8] 《原道》：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至若论其本然之妙，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64] 见戊申封事，《朱熹年谱》第192页。
[67] 束景南认为，对伊洛渊源的梳理，是朱子道统构建之始。[12]朱子对老师的这些学问路数并不认同契合。
朱子中和旧说理论上也可表述为性——心的结构，虽然这否定了道南工夫论的以心观心，但由于其性与心此时尚晦暗不明，逻辑重心也谈不上落在哪一维度。……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
……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韩愈已经注意到，儒佛之争的焦点在正心诚意的心性层面。《论语·尧曰》：尧曰：‘咨。
到董仲舒，天人关系被政治化，君权神授关乎政治权力，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倒是涉及凡人之性，但却是德性的完成而非灵性的安顿。至于五峰、张栻对朱子的影响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对心之功能化理解而否定道南工夫论的以心观心，由此而有由内省（神秘静坐）向外观（经验察识）的转化。朱子正需要这样的个体落实其心性论，也需要这种形上形下一贯的关系链条衔接本体论与工夫论，而他也确实敏锐抓住了这一契机。[2]钱氏治史，是在国势危殆中，带着温情与敬意为故国招魂，自然聚焦于精华演绎以发潜德之幽光。
[40] 《朱熹年谱》第36页。对于朱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它是五常之本，同时又是赋于人之本。
圣人之所以圣，不过全此实理而已，即所谓‘太极者也。[42] 这也很大程度能够解释为什么他要编一本《知言疑义》对五峰思想进行系统批判。
如此这般之后，只要将诚说成太极，将五常之性与作为本体的理或天理的勾连贯通，其本体论、理本论及其与心性论的统一就可以大功告成了。[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他引《春秋》之义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而论定元之统当继宋而不继辽金，然后得以为正。在指出牟宗三、余英时的相关研究都存在脱离这一历史语境和思想主题的同时，本文从文化政治的视角描述、分析和评价朱子心性论和道统论的形成过程、逻辑关系和文化意义，认为朱子心性论是其道统论的理论内涵，道统论则是其心性论的功能目的。所以，虽然朱子曾说治《四书》，莫先于《大学》，[47]但这只是就为学次第而言，从体系逻辑结构来说，《中庸章句》才是最重要的枢要所在。[19] 《答张敬夫》，《朱熹年谱》第29、30页。
但它又随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而立，可见它又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诚者圣人之本即是佐证。四书的系统则出自朱子之手。
转引自吕欣：宋孝宗时期朱子三封事发微，《朱子学刊》2015年第二期。章句《大学》更是增补经文。
[58]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这正是朱子所抨击的虚无寂灭之教的症候，又如何能够据以正心诚意，证成儒家君子而与佛老分庭抗礼争夺文化主导权？ 他的困惑与不满张栻能懂，因为张栻的老师胡宏胡五峰对杨龟山的这一理论曾做出分析批评。